贵港市夏荷学校党支部书记、校长 黄建良
【摘要】
2020年修订的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确立了“分级干预”的制度架构，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作为其中的关键制度，构成了罪错未成年人教育矫治体系的“双轮”。然而，在制度落地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由于法理认知偏差与配套机制滞后，二者在适用对象、管理强度及矫治目标上常出现边界模糊、功能混同的现象。本文立足于专门教育一线实践，从法理逻辑、现实困境与破局路径三个维度，深入探讨如何严守“教育”与“矫治”的法治边界，推动专门教育工作从“粗放管理”向“精准矫治”的法治化转型。
【关键词】专门教育；专门矫治教育；分级干预；法治边界；精准施教
一、引言：法治视野下的制度重构与使命
法治是专门教育的生命线，精准是教育矫治的灵魂。
随着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的修订实施，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完成了从“收容教养”向“专门矫治教育”、从“工读教育”向“专门教育”的历史性跨越。这一变革不仅是名称的更迭，更是国家治理理念的升华——即坚持“教育为主、惩罚为辅”，构建轻重有序、刚柔相济的罪错未成年人干预体系。
然而，正如法学专家苑宁宁所警示的，法律文本的完善并不等同于法律实施的完美。在基层实践中，若不能深刻理解这两项制度背后的法理差异，极易陷入“泛刑化”或“宽松化”的误区。作为专门学校的教育管理者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：只有严守法治边界，才能确保每一个干预措施都经得起历史与法律的检验；只有深耕矫治精业，才能真正挽救每一个迷途的少年。
二、法理溯源：厘清“双轨并行”的制度逻辑
严格区分的前提，在于深刻的法理认同。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并非简单的“升级版”关系，而是基于不同法律事实、承载不同法律功能的两条并行轨道。
（一）性质之辨：教育惩戒权与司法保护处分的分野
专门教育脱胎于“工读教育”，其本质属性是“特殊的国民教育”。它是教育行政部门主导下的一种强制性教育惩戒措施，针对的是具有“严重不良行为”但未触犯刑法的未成年人。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隔离不良环境、重塑行为规范，实现“教育挽救”。
专门矫治教育脱胎于“收容教养”，其本质属性是“准司法性质的保护处分”。它是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但实施了刑法规定行为、具有高度人身危险性的未成年人采取的强制性干预。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高强度的管束与矫正，实现“社会防卫”与“行为矫治”的统一。
混淆二者，便是混淆了“行政违法”与“刑事犯罪”的界限，混淆了“教育挽救”与“司法惩戒”的功能。我们必须深刻理解这种权力配置的差异：前者是教育权的延伸，后者是司法权的前移。
（二）对象之辨：行为危险性与人身危险性的差异
从适用对象来看，二者存在显著的“质”的区别。
专门教育的对象，其行为具有“社会危害性”，但尚未达到犯罪程度。这类少年通常是由于家庭监护缺失、认知偏差导致行为失范，其可塑性强，回归社会的可能性大。
专门矫治教育的对象，其行为具有“刑事违法性”，且人身危险性高。这类少年往往实施了杀人、伤害等严重暴力行为，单纯的教育手段已不足以遏制其危险倾向，必须动用国家公权力进行强力干预。
三、现实审视：剖析“边界模糊”的实践误区
在当前的基层执行中，由于配套细则尚不完善，加之“维稳”压力与“安全”焦虑，导致两项制度在落地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“混同”与“异化”。
（一）警惕“升格适用”的泛刑化倾向
部分地区在执行中，出于管理便利或安全考量，存在将专门教育“升格”为专门矫治教育的倾向。
1.误区表现：对本应适用专门教育的学生，采取类似监狱的“闭环管理”、高强度限制人身自由，甚至引入过度的警力震慑。
2.危害分析：这种“泛刑化”管理，严重背离了“教育为主”的原则，过早地给孩子贴上“罪犯”标签，不仅不利于其心理健康，更阻断了其回归普通教育的路径，造成“二次伤害”。
（二）警惕“程序空转”的随意性风险
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障。然而，在实际操作中，入学评估程序有时流于形式。
1.误区表现：存在“为了安置而安置”、“为了甩包袱而送入”的现象。对于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，或因严重不良行为需入学者，缺乏科学严谨的社会调查与心理评估，仅凭公安机关或家长意愿便决定送教。
2.危害分析：缺乏精准评估的“随意分流”，导致学校生源结构复杂，教育资源错配。既浪费了宝贵的专门矫治教育资源，又使得真正需要严格管束的高危少年未能得到应有的干预。
（三）警惕“矫治同质”的粗放式管理
由于界限不清，导致教育矫治手段的“同质化”。
1.误区表现：无论是专门教育班还是专门矫治教育班，课程设置、管理模式大同小异，缺乏针对性的“一人一策”。
2.危害分析：对需要温情感化的前者施以高压，对需要雷霆手段的后者施以说教，这种“一刀切”的模式，无法实现“一把钥匙开一把锁”的精准矫治效果。
四、实践路径：构建“精准分流”的实施体系
为破解上述难题，我们必须坚持问题导向，从制度建设、程序规范、教育实施三个层面，构建科学、规范、高效的实践体系。
（一）扎紧制度笼子：严格准入标准
1.建立多学科联合评估机制。入学前，必须引入检察官、法官、律师、心理咨询师及教育专家组成的评估小组，对拟入学者的行为性质、心理特征、家庭环境进行全方位“体检”。
2.严守法律红线。明确专门矫治教育场所仅限于省级人民政府指定，严禁随意扩大范围。对于不符合“触刑且未达刑责”标准的，坚决不予适用专门矫治教育；对于符合专门教育条件的，不得随意剥夺其受教育权。
（二）强化程序正义：完善全链条监督
1.规范决定程序。严格执行入学决定的听证制度，保障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的陈述权与申辩权。对于不服决定的，畅通行政复议与司法救济渠道。
2.实施动态监管。建立定期的矫治效果评估与分流机制。引入检察机关对教育矫治全过程进行法律监督，重点监督是否存在体罚虐待、超期滞留等违法违规行为，确保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。
（三）深耕矫治沃土：实施差异化施教
1.专门教育：重在“感化与回归”。
（1）管理模式：实行半军事化管理，但应更具人文关怀。
（2）教育重点：强化文化课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，注重心理疏导与亲情修复。目标是让孩子在严格管理中感受到温情，顺利回归家庭和社会。
2.专门矫治教育：重在“管束与重塑”。
（1）管理模式：实行更严格的闭环管理，强化纪律约束与行为养成。
（2）教育重点：强化法治教育、罪错认知矫正及行为矫正训练。目标是通过高强度的干预，彻底遏制其暴力倾向，使其敬畏法律、遵守规则。
五、结语：以法治信仰托举少年未来
“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，而在于经验。”
在推进专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，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，也肩负着沉甸甸的责任。严格区分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，不仅是法律的刚性要求，更是对每一个未成年人个体权利的尊重。
作为教育工作者，我们要时刻保持“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”的法治敬畏，坚决摒弃“粗放管理”的惯性思维，以精准的法律适用、规范的程序操作、科学的矫治手段，在法治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挽救罪错未成年人。
让我们坚守法治边界，深耕矫治沃土，用专业与爱心，为迷途少年点亮一盏回归的明灯，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专门教育的智慧与力量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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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文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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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] 张军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释义[M].北京:中国检察出版社, 2021.
[3] 苑宁宁.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研究[M].北京:法律出版社,2022.
[4] 姚建龙.国家亲权与少年司法[J].法学论坛, 2020(05):5-12.
[5] 李玫瑾.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心理分析与对策[J].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,2019(02).
[6] 最高人民检察院.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(2023)[R].北京:最高人民检察院,202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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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信息:
姓名:黄建良
单位:广西贵港市夏荷学校
职务:党支部书记、校长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