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业动态与研究

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、守护未成年人成长的核心制度设计。2021年正式施行的修订后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，标志着我国在立法层面确立了分级处遇制度，构建起“不良行为——严重不良行为——涉罪行为”的梯度化干预体系，有效破解了传统未成年人预防及犯罪治理模式中“重打击、轻矫治”、处置同质化、干预精准度不足的突出问题。但从近5年司法实践来看，未成年人罪错治理形势依然严峻。据最高检《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》统计，2021至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持续攀升，2024年到达阶段峰值，2025年虽首次出现回落，但整体人数较2021年仍净增17575人，整体增幅达23.75%。未成年人涉罪总量高位运行、罪错形态日趋复杂的现实态势，对分级干预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。检察机关作为贯穿分级干预全流程的关键主体，其职能定位是否清晰、权力行使是否规范，直接关系分级干预机制能否落地见效。基于此，厘清分级处遇体系中的检察权定位、梳理行权困境、完善规范行使路径，对提升未成年人罪错综合治理质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

分级处遇融合行政干预与刑事司法措施，涉及多主体协同履职，亟需能够串联各程序环节、统筹多方力量的专门机关。全国已有300余个县级以上检察机关联合多部门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。检察权并非外部附加，而是内嵌于分级处遇体系中的法定职权。厘清检察权职能定位、行权场景与基本准则，是破解履职失范、实现精准分级干预的逻辑起点。

（一）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的规范构造

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确立分级处遇规则，按照风险等级形成三层干预圈层。为直观展现各层级治理分工与检察履职空间，梳理规范构造如下图。

三层干预圈层环环相扣，形成“前置预防——行政干预——司法处置”递进治理链条。相较于其他职能机关，检察机关能够贯通前端风险预防、中端案件审查与后端矫治执行，具备衔接三级干预体系独特的程序优势。

（二）分级处遇体系中检察权的职能定位

1.依法行使司法裁量权。针对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涉罪未成年人，检察机关依法行使审查起诉裁量权。在案件办理中，检察机关结合案情，参考社会调查评估结论，对轻罪未成年人优先适用非羁押、非刑罚化处理方式，对主观恶性深、危害后果严重的依法提起公诉，实现宽严分层。对于不构成犯罪、仅实施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，检察机关通过行刑反向衔接，打通司法处置与行政矫治壁垒，避免出现“不刑即不罚”的盲区。

2.依法履行法律监督权。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第60条明确规定，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预防工作实施法律监督。这一条文为检察机关全程介入分级处遇提供直接规范依据。监督覆盖审查批捕、审查起诉、诉讼、执行等环节。分级干预机制不同环节亟需检察机关持续开展法律监督，防范处置尺度失衡、干预缺位等问题。

3.依法推动多部门协同治理。未成年人罪错矫治依靠单一机关难以见效，分级处遇落地需要家庭、学校、行政机关、社会服务力量协同配合。实践中，检察机关依托未检综合履职要求，统筹社会观护、心理干预、家庭教育指导资源，推动各单位按照分级标准落实对应矫治举措，破解各部门各自为政、矫治措施脱节的现实难题。

（三）分级处遇下检察权行使的基本准则

检察权介入分级处遇涵盖司法裁量、法律监督、协同治理多重场景，裁量空间较大、履职方式灵活，必须确立清晰的行权准则，划定权力边界。第一，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。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4条明确将该原则确立为处理所有涉未成年人事项的法定原则，贯穿分级干预各个环节。第二，坚持干预措施强度与罪错未成年人分级适配。对不良行为重在前端预防，对严重不良行为强化监督矫治，对涉罪未成年人合理把握宽严尺度，实现“错责相当、精准施策”。第三，坚持依法审慎行权。检察机关开展分级干预工作必须严格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履职，不得创设法律之外的惩戒措施，也不能替代其他职能机关的法定职责。

对照基层检察实践与现有规范运行现状，当前检察权在分级处遇中履职存在多重现实难题，制约分级干预制度见实见效。

（一）履职边界模糊，分级处置适配标准缺失

1.分级行为认定标准模糊，检察介入尺度难以把握。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中“多次”“其他不良行为”“其他严重危害社会行为”等兜底表述未配套细化认定规范，缺少统一量化评判标准。如校园隐性欺凌、AI网络不良传播等新型偏差行为，是否纳入检察监督范围缺乏明确指引，导致检察机关介入时尺度摇摆，出现要么过度干预、要么放任缺位的两极问题。对于不良行为层级，干预以学校、家庭前置处置为硬性流程，检察机关只能被动等待线索移送，难以主动开展前端风险预防，监督滞后问题突出。

2.不同层级罪错行为的检察处置同质化严重。检察机关未根据行为风险梯度设置差异化履职方案：对轻微不良行为缺少常态化预防性监督手段。对未达刑责年龄的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，专门矫治教育听证、评估环节的检察审查权限缺乏细化规则，监督存在空白。对涉罪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、帮教方案常“一刀切”设置，未结合主观恶性、矫治需求分层适配处置力度，违背分级处遇“错责相当”的核心逻辑。

3.跨机关权力划分不清，存在监督交叉与监督盲区。在严重不良行为干预领域，检察机关与公安、教育行政部门职权边界未完全厘清。专门教育、专门矫治教育两类矫治措施适用场景、启动程序区分模糊，同类罪错未成年人可能出现矫治路径混同。检察督促监护、家庭教育指导文书与行政机关监护劝导措施缺少衔接规则，单一监护缺位问题下多部门重复制发文书或无人跟进整改现象并存，监督资源被无效消耗。

（二）法律监督链条碎片化，监督刚性不足

1.监督覆盖范围存在断层，重后端刑事办案、轻前端行政干预。当前检察监督重心集中于涉罪未成年人审查起诉、社区矫正等刑事环节，对不良行为家校干预、严重不良行为治安处罚、专门矫治教育执行等行政类干预措施监督薄弱。针对学校怠于开展风险预警、市场主体违规向未成年人售卖烟酒、网吧接纳未成年人等社会治理类问题，仅能依靠零散检察建议开展事后纠错，缺少常态化、长效化监督渠道。

2.检察建议、督促监护令等监督手段约束力偏弱，存在“一纸空文”困境。现有规范未明确行政机关、学校、监护人拒不落实矫治、监护整改措施对应的法律后果，部分单位收到检察文书后消极应付、拖延整改，检察机关缺乏强制追责、跟踪问责配套机制，监督缺乏刚性，难以倒逼分级干预措施落地。

3.全流程监督评估机制缺失。在专门矫治教育、附条件不起诉考察、社区矫正等后端矫治环节，尚未建立统一的人身危险性、矫治效果量化评估标准。检察机关无法通过标准化指标客观评判分级干预成效，只能依靠主观经验判断矫治结果，难以动态调整监督频次与干预强度，精准监督缺少工具支撑。

（三）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不畅，信息壁垒突出

1.跨主体线索移送与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。公安、学校、社区、民政、司法所分设独立工作台账，未成年人不良行为记录、心理评估报告、帮教档案等关键材料不属于法定移送范围，各单位主动向检察机关推送线索积极性低，信息传递滞后1—2个月较为普遍。检察机关无法完整掌握未成年人罪错演变全过程，难以实现风险提前识别、分级提前介入。

2.联动工作机制流于形式，缺少实体化运行支撑。多地虽建立分级干预联席会议制度，但多以年度座谈、文件会签为主，未搭建数字化线索报送、实时预警平台。针对低龄罪错、反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，公检校社难以同步开展联合评估、同步落实分层矫治，各部门各自为政，矫治措施衔接断裂。

3.社会矫治资源整合不足，检察协同履职缺少配套支撑。分级处遇需要心理辅导、社会观护、家庭教育指导、职业技能培训等专业化社会力量参与，但基层普遍存在观护基地数量不足、专职社工短缺、心理矫治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。检察机关牵头协调社会资源缺少稳定制度渠道，个性化分级帮教方案因资源缺口难以落地。

（一）统一分级认定量化规范，清晰划定多元主体履职边界

现行立法对兜底条款模糊表述，缺少配套量化认定细则，应从制度供给层面细化适用标准、厘清机关权责。其一，推动省级司法机关联合教育主管部门出台罪错行为分级监督清单。针对模糊概念设置可落地量化判定标准，同步将新型未成年人偏差行为纳入监督范畴，可引入认知行为疗法（CBT）等矫正技术，并建立清单年度动态更新机制，适配未成年人罪错形态发展变化。清单区分三类场景对应的检察履职模式，清晰划分前端预防监督、行政矫治监督、刑事司法裁量边界，从制度源头规避检察机关过度干预或消极缺位两种极端情形。其二，分层细化不同层级罪错处置实施细则。在严重不良行为治理领域，依托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成员单位法定身份，明确检察机关参与矫治评估、听证环节的实质审查权限，实现专门矫治教育启动、运行、解除全流程监督闭环。其三，理顺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适用顺位，确立矫治教育优先、治安处罚补充的适用逻辑。统一《督促监护令》《家庭教育指导令》文书制作、移送、整改回访全流程规范，搭建公检法线索联审互通渠道，明确监护干预文书制发主体与跟踪整改责任，化解多部门重复发文、整改责任悬空、监督资源内耗等实务弊病。